2025年的中国经济画卷，可以用“宏观层面平稳运行，微观层面寒意犹存”来概括。从国家整体视角审视，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已无悬念，这标志着经济大盘的稳健性。科技创新引擎持续轰鸣，产业升级步伐坚定，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稳步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初见成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北地区遭遇春季干旱、中东部地区经历秋季持续阴雨的不利天气条件下，农业生产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整体形势显著好于市场预期，为保障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社会层面，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未出现大的系统性风险。
然而，当我们聚焦于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时，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它们普遍面临着市场需求不足、成本压力高企、融资难融资贵等叠加挑战，经营困难仍在持续增加。由此衍生的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群体和重点人群的就业压力，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如同自然界万物运行规律，相较于2025年，2026年的中国经济图景，必然呈现出“变”与“不变”的交织。在“不变”的方面，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党中央驾驭复杂局面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没有改变，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没有改变。在“变”的方面，国际环境的深刻演变、国内发展阶段性的新特征、新旧动能转换的节奏、以及政策调控的精准发力点，都将为2026年的经济走势注入新的变量。
综合研判，2026年中国经济将呈现以下几个显著特点，构成我们观察新一年经济脉动的核心看点：
第一，GDP增速目标锚定5%左右区间，彰显发展定力与信心。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其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战略意义。近期，学界和部分社会舆论对“十五五”期间的经济增速预期存在一定分歧，有观点认为目标可能会设定在5%以下。诚然，考虑到经济基数扩大、潜在增长率变化以及更强调发展质量等因素，最终官方确定的增长目标值确实存在低于5%的可能性。然而，无论从中国经济的内在韧性和巨大潜力（如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持续提升的人力资本、不断释放的改革红利）来看，还是从党中央、国务院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坚定决心与战略意志出发，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2026年将大概率继续把5%左右作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这一目标的设定，并非追求简单的数字增长，而是服务于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促转型的全局需要，是稳定社会预期、引导市场信心的关键锚点。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完全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条件：宏观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社会政策协同发力空间广阔；内需市场潜力持续挖掘，消费升级与有效投资双轮驱动；新动能加速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实施，释放新的增长空间。因此，5%左右的增长目标，既体现了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也传递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积极信号，是“十五五”稳健起步的重要保障。
第二，房地产对经济的拖累效应显著减弱，风险出清步入尾声，软着陆可期。回顾“十四五”期间的五年（2021-2025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经历了深度调整，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甚至形成了明显的拖累效应。特别是2022年、2023年、2024年这三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连续出现两位数左右的年均负增长。进入2025年，下行压力依然严峻，1-11月份累计同比下降幅度高达15.9%，预计全年降幅将超过16%。这意味着，过去四年间，房地产投资年均降幅均维持在两位数水平，其对固定资产投资乃至GDP增长的负面冲击不容忽视。然而，经过持续数年的深度调整和市场出清，当前中国房地产领域的主要风险点（如头部房企债务风险、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下跌风险、烂尾楼风险等）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暴露和处置，风险大规模、集中性爆发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市场正经历痛苦的“挤泡沫”和“去杠杆”过程。展望2026年，虽然市场信心完全恢复仍需时日，房地产投资预计仍将处于负增长区间，但降幅收窄至个位数将是大概率事件。这主要基于几点判断：一是前期积压的保交楼任务逐步完成，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二是各地因城施策的优化政策效果逐步显现，部分核心城市需求有望企稳；三是房企融资环境在政策支持下边际改善，生存压力有所缓解；四是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的加速推进，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商品房投资的下降。因此，可以预见，在“十五五”期间，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呈现大幅减弱趋势，市场有望最终实现艰难的软着陆，从“拖累项”逐步转变为“稳定项”。
第三，资本市场（股市）有望延续平稳回升态势，估值修复动能积聚。2025年，中国股市在经历长期低迷后迎来显著反弹，主要综合指数（如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年度累计涨幅普遍超过20%。以上证综指为例，年内一度成功突破4000点整数关口，虽然近期在3900-4000点区间内震荡整固，但整体已脱离前期低点。展望2026年，从宏观环境看，中国发生对股市造成剧烈冲击的重大风险事件（如系统性金融风险、地缘政治极端冲突等）的概率较低。从更长的周期维度审视，中国股市不可能长期背离其经济基本面而持续低迷，价值回归与估值修复是必然趋势。当前支撑股市向好的积极因素正在累积：一是宏观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的态势未变，为企业盈利改善提供了宏观基础；二是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正按预期逐步化解，系统性风险担忧缓解；三是居民部门拥有巨量储蓄存款，截至2025年末，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预计将超过170万亿元，仅北京市居民人均存款就超过33万元，这部分资金在低利率环境下寻求更高回报的需求强烈，构成潜在的入市资金池；四是市场流动性环境总体充裕，央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偏宽松基调，广义货币供应量（M2）存量已突破330万亿元，并保持适度增长，为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支持。五是政策层面持续推动资本市场改革，着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完善基础制度、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旨在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综合以上因素，中国股市在2026年缺乏掉头向下的充分理由，更可能延续震荡上行的格局。以上证综指为例，2026年有效突破并站稳4000点关口是大概率事件，若经济复苏超预期、政策利好持续释放或外部环境改善，不排除指数有更佳表现的空间。当然，市场仍会面临波动，但整体趋势有望趋于积极。
第四，产能结构性过剩压力持续，供需再平衡任重道远。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超级大国，在诸多传统领域积累了庞大的产能规模，且由于产业惯性和地方发展冲动，产能扩张的势头在部分领域依然强劲。然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内需求结构升级（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以及外部环境变化（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有效需求与现有供给能力之间出现显著错配，产能结构性过剩问题在多个行业（如部分原材料、传统制造业、甚至部分新能源产业链环节）依然突出。这种过剩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低端、同质化产品的供给过剩与高端、个性化、绿色化产品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上。2026年，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仍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其挑战在于：一是出清过程涉及企业关停并转、职工安置、债务处理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社会成本较高；二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本身也会淘汰落后产能，但新产能的形成速度可能快于旧产能的退出速度，形成新的过剩压力；三是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国际竞争加剧，部分产能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出口压力。因此，2026年，由产能过剩带来的企业盈利承压、部分行业投资低迷、资源错配等问题仍将持续存在，需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创新驱动、拓展国内外市场新空间等多措并举来逐步缓解。
第五，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交织，挑战依然严峻。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宏观政策的重要锚点。2026年，中国就业市场预计将承受多重压力：首先，传统引擎吸纳能力减弱。随着基建投资增速趋于平稳（尤其是房地产相关链条收缩）以及部分传统制造业因产能过剩或转型升级而调整，这些领域释放出的庞大劳动力需要重新寻找就业出路。其次，制造业扩张与需求匹配度问题。尽管中国制造业正向中高端迈进，但部分领域扩张速度（尤其是产能扩张）可能快于国内外市场实际需求的增长，导致该领域也面临一定的就业结构调整压力，部分劳动力需要向服务业或新兴行业转移。再次，技术变革的冲击持续。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普及（智能化快速发展），以及部分行业龙头企业的持续扩张（往往伴随效率提升而非单纯就业岗位增加），正在深刻改变就业形态。线下实体店铺、传统服务业等微观市场主体，在数字化浪潮和成本压力下，其创造和维持就业岗位的能力受到挑战。最后，新增劳动力供给压力巨大。 2026年预计仍将有超过1100万的高校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规模再创新高，叠加其他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和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蓄水池”面临持续扩容压力。与此同时，劳动力技能结构与产业升级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如“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依然突出。因此，综合来看，与2025年相比，2026年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没有减轻的迹象，反而可能因经济转型深化和新增供给增加而显得更为突出和复杂，稳就业、保就业将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需要更精准的就业优先政策和更大力度的职业技能培训。
第六，地方财政收支紧平衡状态延续，压力有增无减。地方财政的健康运行是支撑经济发展、保障民生福祉、维护基层稳定的关键。展望2026年，地方财政面临的挑战依然艰巨：收入端增长空间受限。在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整体呈现“宏观平稳、微观偏冷”的格局下，企业盈利承压、居民收入增长预期偏弱，预计税收收入（尤其是主体税种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的增长空间十分有限。非税收入（如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的增长空间则更小，且在规范管理的政策导向下，依靠非税收入弥补缺口的做法难以为继。最关键的收入支柱——土地出让金——持续大幅缩水。回顾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曾达到创纪录的8.7万亿元。而2025年1-11月，该数据已骤降至仅约2.9万亿元，全年预计难以超过3.5万亿元。这种断崖式下跌，源于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和房企拿地意愿的急剧萎缩。支出端刚性压力不减反增。 2026年，财政支出压力预计将比2025年更大：一是“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特别是基层（尤其是县级）的工资保障和机构运转压力突出；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各项投入，如科技研发、产业升级、生态环保、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补贴和投入需求刚性增长；三是防范化解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支出责任；四是重大项目资本金投入、债务付息等支出压力。土地出让收入锐减导致的地方可支配财力大幅缩水，与刚性支出需求持续增长之间的矛盾在2026年将更加尖锐。这使得地方财政在“开源节流”上面临巨大考验，部分地区可能陷入财政紧平衡甚至困境，对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服务保障能力构成挑战。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拓展新的可持续财源、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将是2026年财政工作的重要课题。
综合上述六大看点，我们可以勾勒出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轮廓：宏观经济有望在复杂形势下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整体向好的基本态势，经济增长有望运行在合理区间（大概率围绕5%左右），宏观与微观的基本面相较于波折的2025年，预计将呈现边际改善。然而，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经济运行中诸如产能过剩、就业压力、财政紧平衡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企稳向好的基础尚需进一步巩固，微观主体的活力恢复需要更精准的政策滴灌和更有利的市场环境。
支撑中国经济穿越风浪、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和最大政治优势，在于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掌舵领航。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凝聚全党全国智慧力量、科学研判复杂形势、精准实施宏观调控、有效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保证。党的坚强领导确保了国家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的巨轮必将乘风破浪，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书写出新的辉煌篇章，持续为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劲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