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受中美关系紧张局势影响，企业宣称要将产能移出中国的消息又开始多了起来。
首先有报道指索尼正在将面向美国市场的相机生产转移至泰国；接着是苹果AirPods的制造商歌尔宣称，正在增加在越南和印度的投资，已转移部分产能。花旗集团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首席执行官利文斯通说，该行的客户正在将供应链从中国迁出去，这种趋势可能持续数年，墨西哥、越南等国家将受益匪浅。
“新兴市场教父”、纽约基金经理人麦朴思近日表态：“印度人口有10亿，可以做和中国人一样的事，做同样的制造业等等。”
麦朴思
人类手部皮肤上的“帕西尼小体”能够感知极微小的震动，这是目前任何人造的传感器都达不到的。这决定了如今大量制造业的生产工作依然要依靠人手，而非机器，所以劳动力成本依然是富士康、歌尔等企业主要考虑的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产业链转移最多指向的是印度、墨西哥、越南这三个国家的原因。首先来看印度，富士康在2015年就启动了50亿美元投资印度的计划，但8年过去了，其在印度的生产并不顺利。虽然印度的劳动力成本远低于中国，但劳动效率却并不高。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印度工人普遍比较佛系，对金钱的态度往往是够花就行。他们不会像中国工人为了赚钱而任劳任怨。不加班、双休日休息、工作日下午要喝下午茶，这是印度工人的“工作原则”。而且印度工人经常罢工、游行，任何对劳资、待遇的不满，以及和企业的文化冲突，都可能触发罢工，以至延误生产。2017年，OPPO在印度的工厂，一名中国经理看墙上的印度国旗脱落了一半，就索性把剩下的一半扔进了垃圾桶，结果引发所谓“中国经理撕毁印度国旗”事件，引起了当地民众和工人的游行示威活动。除了这些，基础设施落后，经常停电更是影响印度工厂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内地的富士康员工介绍，自己最不愿意去印度出差，因为印度气候炎热，而经常停电使宾馆中的空调形同虚设。
这些问题使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明显，2020年1月，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部长苏巴什·德赛称，与富士康在当地合作建立电子产品制造工厂的计划已经取消。
富士康的印度工厂
除了印度，墨西哥似乎也是一个制造业投资的理想沃土。墨西哥工人工资比中国工资低30%，电费比中国低4%。最重要的是，墨西哥和美国接壤，运输成本优势更明显。将一个40英尺集装箱从中国运到美国的成本约为10,000美元，而且需要很多天到达美国；而将一辆53英尺的拖车从墨西哥运到美国大约只需要240美元，且只需要一天。那么如此得天独厚的墨西哥，经济不是早就应该一飞冲天了吗？马斯克为什么现在才想到在墨西哥建厂？为什么疫情前墨西哥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2.8%，而中国201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是6.1%呢？原因是墨西哥并非特别理想的制造业投资之地。除了和印度一样，基础设施不健全，经常供电中断以外，有组织犯罪猖獗是墨西哥吓退投资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化名拉蒙的企业家对英国《经济学人》说，自己不敢轻易扩大在墨西哥的业务，怕引起犯罪组织的注意，遭到敲诈勒索。这是企业家对投资墨西哥的普遍忧虑。
2012年，墨西哥反毒英雄，前蒂基切奥市女市长玛丽亚·桑托斯·戈罗斯蒂塔被贩毒集团残忍杀害，并抛尸路边。该事件使墨西哥的营商环境再次蒙上恐怖阴影。
最后再看越南，虽然越南产业环境相对印度、墨西哥更好，但是越南的产业链配套不够成熟，很多原材料依然需要从中国进口。
据越南《工贸报》报道，越南纺织业原材料自给率约40-45%，9座以下汽车零部件自给率约10-20%，电子、计算机和通信设备零部件自给率约15%。原材料自给率不足严重影响越南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成本，同时降低其对外资的吸引力。尽管有以上很多问题，但是近来还是不断爆出跨国企业将产能转向这三个国家，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越来越多变。去年底，美国政府警告希捷公司违反出口管制规则，将硬盘出售给华为公司，但是硬盘并不属于美国出口管制的高技术产品。这件事让企业界对美国的贸易政策越发琢磨不透。苹果、索尼等企业担心在中国生产产品，将来会难以从美国进口零件，同时也担心未来产成品无法顺利出口美国。不能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所以它们肯定会向供应商施压，在更多国家筹建后备产能，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尽管这条路是充满险阻的。
但是毫无疑问，中国依然是跨国制造业企业最理想的生产地，企业家们内心深处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的。这也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3月2日对彭博社说自己考虑今年访华，为紧张的中美关系降温的原因所在。
国际关系有很多不确定性，那么中国地方政府该如何努力将产业留在当地呢？答案毫无疑问是创造更好的产业环境，继续拉大中国同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在营商环境上的优势。首先，每年春节后的招工难总是在中国各地如约而至，如何解决招工难是吸引投资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久前，广东珠海一家镁铝合金压铸厂总经理黄国庆对《联合早报》说：“有的工人过完年可能就不回来了。有的工人嫌工厂车间噪音大，有的抱怨找不着对象，因为工厂里95％以上都是男员工。车间工作单调枯燥，收入也没有快递行业高，年轻人当然不喜欢。”另有富士康员工表示，产线新招的员工往往业务不熟练，会生产出大量不合格产品，这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如何减少产线工人的频繁流动，让工人能在一个城市安居乐业，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应该在政策和制度上着力改进的。此外，地方职能部门对企业“吃拿卡要”，仍然是目前破坏我国地方营商环境的重要问题。比如去年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组在江苏省兴化市明察暗访时就发现，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在办理培训证明、出具检测证书、开展现场评审等环节，向当地20多家企业吃拿卡要，给企业造成沉重负担。而且这种现象在当地较为普遍，企业敢怒不敢言。企业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对象，也是监管对象，但绝不是“唐僧肉”。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创造经济效益，寻找理想的国家、地区完成生产无可厚非。作为地方政府，打造更优越的营商、生产环境，让企业家舍不得走，或者走了还想回来，可能是当前抑制产业链外迁的最有效途径。
